商代贵族拿什么做游戏 这个东西你一定不陌生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你已多久没有放下一切，单纯、专注地找个东西玩一玩，藉此让自己的身心回归平静的原点？写这篇文章时，两个女儿正在身边嘈杂地玩着过家家，全心投入的热忱让我也感染到莫名的快乐。
 

　　事实上，“游戏”这个行为本就在人类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人们透过单独或结伴进行各式游戏以自娱娱人，从中获得日常生活以外的乐趣。

　　据研究，不仅人类如此，在许多哺乳类动物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游戏行为，例如海豚追逐彼此、猕猴的嬉戏行为等；可见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垄罩下，适时地嬉乐以释放压力，可说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能。

　　根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纪元前3500至1900年的印度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中，针对游玩而设计的小玩具，诸如小马车、哨子等便已普遍存在了。

　　然而就中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玩具与游戏行为并不见于商代甲骨文以及同时代的相关记载，遑论更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此从未有所得。但这是否便意味着与其他文化相比，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恐怕也不能这样说。 [!----]

　　最近有学者对这方面做了崭新的研究，让我们能够窥探到当时游戏文化之一角，颇有意思；而这得从某类牛骨的考古出土谈起。
 

　　在过去的殷商考古挖掘中，曾出土过一些明显经过人工修治，也就是削去尖端，使之尽量呈现立方形的牛距骨（即膝关节），其中大部份没有铭文，只有极少数附有刻辞。

　　这是中研院史语所于1936年在河南安阳挖掘所得的一块牛左距骨，由于其上刻有罕见的晚商“记事刻辞”，故历来受到较大的关注，我个人亦曾有幸于库房近距离观察再三，至今难忘它温润如玉的色泽。大体而言，其铭文纪录了如下史实：

　　商王（很可能是商代末王纣辛）表示：分割这个在白山的山麓猎获的牲体（应即此距骨之野牛），并将祭肉分给宰丰（此人常侍商王出猎）。

　　可见得这是一块被受赐者珍藏的宝物。它的文物价值虽高，字数亦不算少，却没有言及此骨的名称和用途。类似的人工修整距骨出土了不少，只不过刻有铭文的却绝无仅有，受限于过少的信息，因此长久以来学术界只能将这种距骨的人工整治及刻辞，大多简单地视作一种“习俗”，而无从得知其中所蕴含的进一步讯息。 [!----]

　　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才有了新突破。同样是载有刻辞的另一块晚商距骨于2010年被公之于世。

　　这块距骨被慎重其事地镶嵌了绿松石，上面的刻辞字体风格与前面所述的“宰丰骨”相近，却又更为劲遒，非常美观；最为重要的是，刻辞中提到了此骨的名称“[骨字上半部分+夫]”。

　　该字结构上是由骨、夫组成的合体字，问题是，商代人口中的这个字到底是什么？这个字虽然是首次发现，但从文辞阅读可以得知，其所指的显然便是此牛的距骨这个部位。

　　复旦大学刘钊教授透过古声韵原理，以及古书数据的交互分析，揭示了古代汉语中“夫”、“巨”二字常通用的事实，进而令人信服地指出此字须读为距骨之“距”，这和现今的用法几乎完全一致！

　　他的推论既深刻又明晰，相较于古文字学界中部分支蔓庞杂、主题不清的文章，刘文条理分明，问题意识强烈，十分令人信服。 [!----]

　　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在文字考释以外，关切到此距骨的“用途”上来了，这便跳脱了饾饤纸本，进入对现实的观照。根据刻辞所述，这距骨是商王日常所“用”的器物，后来赏赐给了“小臣奉”，可以想见小臣奉当时的载恩载德，所以为了纪念此等殊荣，他遂铭刻文字以留芳后世，这和前面提到宰丰受赐的情形如出一辙。

　　至于商王及小臣如何使用此物，过去没人谈及，刘氏却能看出这问题有点意思，遂参酌复旦陈剑、北大董珊诸教授的看法，提出这种经人工修整的牛距骨在当时很可能是被用来进行某种“博艺式”游戏之意见，他指出：

　　其实骨骼专名和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是完全可以合二而一的，即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北方十分流行的“歘嘎拉哈”游戏中的“嘎拉哈”，本为称距骨之名，但同时也就是指游戏用具之名，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牛距骨称为“距”，而实际上是指博具或游戏用具之名似乎也并不矛盾。

　　接下来刘文援引了东北地区通古斯各族，以及蒙古、藏族，甚至非洲游牧民族的民俗史料，详赡地说明了牛、羊距骨作为一种游戏道具的普遍性与历时性，不仅可证于考古出土文物中，此娱乐文化更一直保留到了现代的民间各地，从未中断消失。

　　他的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由此可知，早在殷商时代便存在着一种以距骨为道具的游戏，商王甚且将此“玩物”赐予臣下，作为联络关系的一种手段。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游戏文化最早的确切记载。笔者曾以此询问出身于河北农村的友人，她的老家在八达岭长城脚下，据她说，其实以距骨作为道具的游戏在当地也广为流行，一点也不隔阂。可见此类游戏除了古老渊源之外，更保留在包含汉族的今日各民族文化当中，确实是相当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项“文化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