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商鞅是怎么死的 揭秘历史上的商鞅因何而死

　　战国初期，秦国积贫积弱，而其近邻，刚从晋国分出来的魏国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强国，秦国与之交战是败多胜少，甚至连祖居之地也丢了，秦孝公为了在弱肉强食的现实面前争一席之地，重金网罗天下人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国的一个贵族，公孙鞅，又称卫鞅便成了这重赏之下的勇夫。

　　商鞅，生卒于公元前395年—前338年，出生于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是卫国君的后裔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商鞅通过变法将秦国改造成富裕强大之国，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

　　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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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这是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自此以后，商鞅的变法得以顺利展开。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变法。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公元前340年，卫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卫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卫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15个邑，号为商君。

　　那么立下不世之功的商鞅为何会被处死？商鞅以法治国，他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得罪了不少原来秦国的贵族。甚至连秦国未来的国君“秦惠文王”也曾公开批评商鞅的新法，于是两人就产生了分歧，商鞅以“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受罚”为由，竟将太子的两个师傅处以割鼻、刺字的刑罚。

　　商鞅的“狠”端正了风气，强大了国力，也为自己赢得了高官厚禄、领地封赏，博得了秦孝公这位铁杆知己，孝公甚至欲传位于他，这是何其隆宠！但他的刻薄寡恩、不近人情、位高权重让他树敌太多，一旦失势，将万劫不复。

　　秦孝公担心他日后会有难，在临死前吩咐商鞅逃离秦国，或者隐居。但商鞅最终还是没有逃离掉秦惠文王的手掌心。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他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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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对于商鞅的死，人们说他是作法自毙。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商鞅准备叛逃秦国，当天晚上他路过一个客栈，他想要投宿，不料店小二就说：“商君有令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没有办法商鞅只有继续赶路，于是他被逼无奈准备造反。

　　简单的来说就是，商鞅变法中为便于管理人员流动，所以颁布法令要求投宿者必须有凭证。可是最后就是因为自己这条法令才使自己车裂身亡。后人延说“商鞅变法，作法自毙”。意思就是自己立法反而使自己受害。泛指自做自受。比喻自己想出的办法，反而害了自己。

　　商鞅时候，关于他以及他的变法，人们对其褒贬不一。首先，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